作家洛兵在回忆他在北大的经历时说:“东草坪在夏天热闹的时候有十几拨人，那时谁能把女同学争取来得多谁就最牛，所以两个人要是对上眼了，就真‘碴’，我见过有两个人整整碴了一晚上，唱了一百多首歌，看谁最后唱不出来。其实去东草坪主要就是为了斗气，就是为了斗出一个谁最强，打架斗殴、争风吃醋是经常的事。”
　　在清华大学，有一个东操场，也是校园歌手聚会的地方，高晓松在谈到他在东操场唱歌时的情景说:“最鼎盛时期是1989和1990年，那时候盛况空前，每个星期五清华东大操场有数十个来自北京各学校的学生。通常是前半段大家唱新作，中间一段是点唱每个人的经典，最后一段是翻唱别人的歌曲。其实这是一种中国传统文人的聚会方式，还经常即兴命题写歌，比如当时以‘阳伞’为题，每个人写一首歌，写的角度都不一样。当时郁冬写出来的是我们大家最赞叹的，歌词写的是小时候看电影，每当他们要接吻的时候，就有一个阳伞挡着了，镜头就拍阳伞了，然后就猜他们在阳伞后面干什么，长大后也想用阳伞挡住外面的东西……”
　　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管是北大的草坪还是清华的东操场，都成为校园音乐的记忆了，高晓松在谈起这种特殊的校园文化没落时感慨良多:“每一代年轻人男生的价值观念都是从女生那里来的，女生的价值取向是踢球、打架、弹琴，于是男生就是这三样。没打过架的也会吹牛自己打过架。今天女生说喜欢张朝阳，于是大家都去创业、吸引风险投资。商业精英今天是最大的腕儿，以前我们在草坪上弹一个小时就会聚上三圈人，现在没人在看人弹琴唱歌了，有一次我跟郑钧、老狼在草地上弹吉他，弹了两个多小时没有一个人来。”
　　黄小茂说:“我总觉得该拿些东西来纪念青春的。”
　　在80年代，黄小茂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词人，很多流行甚广的歌曲都是他填的词。1993年，黄小茂正好30岁，当时在大地唱片公司任企划部主任，大地公司是内地第一家正式的唱片公司，它的出现改变了内地过去以音像出版社为单位的操作方式。
　　当时黄小茂有个想法，想在大学校园里收集一批作品。黄小茂回忆道:“当时大地签了很多歌手，但是原创歌曲的力量不是很强。最初的想法是想从校园入手，找一些好作品，因为校园的作品人文色彩比较浓厚。在北京及全国大学找作品，就有大量的小样从全国寄来。小样做得特别粗糙，吉他弦都没弹准，但是其中不乏好歌。当时还没有想过做校园民谣，正赶上我过30岁生日，过完生日，就开始听这些歌，无意中听到沈庆写的一首歌《青春》，现在回头看这首歌不过是青少年时期的那种东西，第一次过30岁生日，听这首歌让我挺感动的。因为每个人都会过30岁，我总觉得该拿些东西来纪念青春，于是我想，我们收录了这么多好的校园歌曲，应该把它集合成一个系列。从当时收集到的作品的数量上来看，我们的想法至少应该出3张。”
　　校园歌手沈庆，一直想把草坪上的歌手拉进录音棚，他认识不少“圈里人”，作曲家李黎夫找到他们，希望能给他们做两张专辑，于是沈庆牵头，找到了当时的一些校园歌手，这其中就包括高晓松。高晓松在回忆他与“圈里人”第一次接触时说:“当时说来了一帮圈里人，我们都特崇敬他们，他们把我们聚在一起排练，要出一两张专辑，但是他们极不尊重我们，1992年那时候我已经开皇冠了，录音完之后给500块钱，让我在合同上签字。其他人都签字了，我的两首歌被晚会歌手唱得乱七八糟。我说不能让晚会歌手唱，要唱得让我自己的歌手唱。由于我没有签字，这张专辑就没出，当时我还遭到沈庆的抱怨。”
　　之后，沈庆又把这些作品介绍到第二家唱片公司正大公司，因为当时校园歌手中被认为唱得最好的歌手金立和正大公司签约，金立去了后，想把这些歌曲推荐到正大，“当时正大的音乐总监是写《月亮代表我的心》的孙仪，他听到《同桌的你》之后，认为歌不能这么写，怎么‘半块橡皮’都上来了，应该像《月亮代表我的心》那样才对，所以正大的这次努力又失败了”。
　　高晓松说，“后来沈庆又坚持不懈地把小样送到大地唱片公司，黄小茂听到后马上就来找我，我当时在亚运村汇园公寓住着五室四厅，电话号码就4个，在当时已经算是恶少级别的人了。黄小茂见到我后很吃惊，之前以为我是学生呢，其实那时我的同学都还没有毕业。于是黄小茂使出让我特别感动的手段，当时拿钱已经打动不了我了，跟我喝酒、弹琴。黄小茂很少当人面弹吉他，我看在眼里，其实心里很感动。因为黄小茂也是大学里出来的，他们身上还带着那种学生气，不是圈里那些老乐手的江湖气，所以我觉得这回找到知音了。”高晓松像一个纨绔子弟一样回忆着他与“圈里人”的第二次亲密接触，“我当时只提出一个条件，我的歌必须由老狼来唱，因为老狼当时失业了，老狼之前在一家合资公司当机柜安装员，天天到外地给人安装机柜，觉得这个活特烦人就不干了。黄小茂都同意了，他觉得做的是我们的音乐，所以肯定是我们来唱。”
　　高晓松认为，在他们这拨人中，金立唱得最好，其次是他和北大的杨单涛，但就在大地准备录音的时候，金立去美国，杨单涛为了爱情去成都，只剩下高晓松了。“《校园民谣1》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大学风花雪月流派，当时愤世嫉俗的东西说心里话都不够成熟，除了崔健就没有什么特成熟的，黄小茂这么考虑也是对的。”
　　黄小茂在十年后回忆制作这张专辑时说:“当时很多人参与到这件事当中，每天晚上都开会，大家的情绪、状态都特别好，来来往往的都是校园歌手，下班之后不回家，抱把吉他在办公室里唱。当时感觉这东西一定会受欢迎，就算市场上没有，但是我相信它能成为主流，能影响市场。我到现在还有点遗憾，就是《校园民谣1》里好东西太多，从最后的效果上看，我觉得有点浪费。”
　　这张《校园民谣1》上市不久，便开始热卖，因为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过这样温情的歌曲，所以很快便打动了学生乃至学生之外的听众。高晓松不仅让《同桌的你》唱遍大江南北，也让歌坛的一颗新星老狼冉冉升起。在此之后，各种各样的校园民谣拼盘随处可见，大学生一时间成了最受欢迎的一批人。北工大的贾南、北京广播学院的赵节成了校园民谣潮流中涌现出来的新歌手。在那段期间，大约有100个校园歌手参与到校园歌曲的录音之中，但是真正好的作品凤毛麟角。而就在校园民谣被炒得热热闹闹的时候，敢为天下先的北京大学——这个校园歌曲的诞生地却一直没有拿出他们的作品。
　　当记者采访当年校园歌手的骨干之一，现在《文明》杂志任编辑的许秋汉时，他告诉记者:“北大人希望能拿出最好的作品，在北大人眼里，只有做到最好才愿意拿出来，所以越想做到最好就发现自己要学的东西越多。而清华人只会那么几个和弦，就敢拿出来。在清华人看来，他们作品是简单，但是对于想表达的东西足够了，这件事情做出来，就很高兴。清华人是很实在的，北大人好像眼高手低，总想做出最好的。现在我比较钦佩清华人的务实，这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你把这件事做成了就是成功。”
　　其实，早在黄小茂他们紧锣密鼓录制《校园民谣1》的时候，一个北大的老校友、某饮料公司的老板希望能弘扬一下北大传统，为北大的校园歌手录制一张唱片。“当初他们要给我做专辑，我说我不喜欢自己的作品，我自己都不喜欢，还怎么拿出来给听众呢。”许秋汉说。于是这位老校友准备做一张北大校园歌曲合集，在他们开始收集作品的时候，大地公司的《校园民谣1》已经收集完了。
　　这张名为《没有围墙的校园》几经波折终于出版，由于在此之前，北大刚刚推倒了学校的围墙，给这个专辑起这么一个名字，是一个标志，更是一种怀念。事实上，这张拼盘出版的时候，校园民谣热已快到后期了，那时候人们对校园歌曲的印象就是怀旧和小情小调的“高式情歌”。《没有围墙的校园》虽然收录进去不少很有代表性的反映校园生活状态的歌曲，但是并没有在社会上产生多大反响，因为到了1994年，人们已经不太关注大学生的声音了。
　　高晓松自豪地说:“我开创了一个文人来做音乐的时代。”
　　因此，在一个小范围内，关于校园民谣的争议也就出现了，那就是到底什么是校园民谣？比如，有位叫罗默的作者在一篇名为《何为“校园”、何为“民谣”？》一文中对高晓松这类校园民谣提出质疑，他认为:“校园民谣应以其音乐中所蕴涵的理想主义精神为主要特征。而几年前那场由若干唱片公司炒作而流行的所谓‘校园民谣’，因其伪‘校园’性和伪‘民谣’性而难让明察者认同。尤其是由老狼演唱的那首《同桌的你》，实际上只是一个走入社会后的人对学生时代狭小生活空间的场景追忆和对现时无聊生活的慨叹（其旋律也来自于对一首德国民歌的编改），它只是一首感伤主义的怀旧情歌罢了……当然，伪‘校园民谣’在90年代初、中期的流行，反映了那个时代中国国民精神的疲软、理想主义在大学校园中的缺席和感伤主义在青年中的泛滥。”
　　许秋汉说:“我们理解的民谣是应该有一种校园气息，是一种知识分子的视野。学生可能是最缺乏社会经验的，但是社会的束缚最少，他们可以更自由地去思考。从80年代开始，校园就有一种社会和民族的使命感，90年代后，这种使命感越来越弱了。当时我们有一部分人总想把这种使命感维系下去，我们会把平时自己真实的思考和关注的内容，社会问题和生存状态，写进歌曲中去。歌曲中有些批判现实的色彩，但不一定做得很成功。”

　　校园民谣基本上应具备下列三个要素：
　　一、校园风：必须富有校园的本土气质和传统精神；
　　二、民俗性：必须由学生或致力于反映学生生活的词曲家创作，而且能够在民间流传久远，并沿袭成事实；
　　三、歌谣特质：必须是可咏唱的歌或念诵的谣，不包括仅用于演奏的乐曲。因此，所谓“校园民谣”指的是：由学生或致力于反映学生生活的词曲家创作，在校园和民间流传久远，具有本土气质和传统精神，而且是可用于咏唱或念诵的歌谣。